內地工人工資過低問題終於引起各方重視，加薪潮正在沿海地區出現，並向內陸蔓延。這一結果來之不易，有血的代價，有工人用罷工等激烈行動達致的成果，也有衆多農民工寧願失業也不願到工廠打工、默默抗爭的結果。

    今年出現十三宗員工自殺事件後，內地出口龍頭企業富士康近日兩次上調基層員工工資，合計漲幅超過一倍，其深圳工廠作業員的工資從原先的九百元可望在今年十月加到二千元。為平息工潮，恢復本田在華車廠生產，廣東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公司最後答應給員工加薪三成四。今年初出現“民工荒”，也令長三角和珠三角不少企業紛紛加薪留人。據統計，今年上海有約八成的企業確定給員工漲薪，其中六成八的企業去年已加薪，今年的加薪幅度比去年更大。

    工人自殺、罷工等極端事件也引起中央及各地政府對工人低薪問題的關注。今年以來，包括廣東、山東、吉林、寧夏、湖北、江蘇、浙江、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北京等省市，已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漲幅均在一成以上，有的地區更達兩成以上。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今年將有二十個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有人說，今年是中國工人工資調整年；也有人說，中國工人工資開始進入上升通道。無論怎麼說，內地工人工資長期增長緩慢問題終於有所突破，這是內地勞動力供應與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長期以來，內地工人工資增長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在珠三角地區，工人工資幾近二十年不變。現時，每月一千幾百的工資收入，讓許多打工者生活拮据，祇能維持基本溫飽，但無力承受昂貴的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之重。工人工資過低問題加劇了社會貧富分化，直接影響廣大民衆的生活改善和國內需求的增長，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因素。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從二○○五年到二○○九年，我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從三十一萬四千件增長至六十八萬四千件，年均增長二成一。國家人保部副部長楊志明指出，工資過低已成為各地勞資衝突的主因。

    目前，富士康跳樓事件和南海本田罷工事件已告一段落，但其帶來的骨牌效應卻正在顯現。近日多地企業相繼爆發爭取加薪的工潮，未來一些有較強盈利能力的企業如不順應加薪潮，可能要同樣面臨工人罷工等問題。

    提高工人工資是內地大勢所趨。國家領導人今年曾多次提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勞動者報酬。今年二月三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談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就將“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放在了首位。三月五日，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後傳出，國家發改委正牽頭制定的《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

    提高工人工資，對一些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無疑會增加其生產成本，縮減利潤，一些企業可能因此無以為繼，被迫遷往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但從長遠看，提高工資，不僅能吸引更多外來務工者，給企業提供相對豐富的人力資源，還有助企業乃至社會穩定。

    面對加薪潮，廣大企業短期可通過與客戶協商，開源節流，來消化增加的成本；長遠來說，則要通過技術革命、改進工藝、創新管理，打造品牌，實現轉型升級，提升利潤。對於一些短期內轉型升級確有困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政府可在其提高工人工資後，由政府通過適度減稅、清理各種亂收費等措施，予以補助扶持，實現各方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