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實施最低工資時引起爭拗，隨之出現質疑和否定的言論。正在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大會的工聯政策研究暨資訊部主任李振宇表示，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最低工資立法絕非“洪水猛獸”，認為吸取香港立法經驗可以少走彎路，避免討論政治化。社會對話是最低工資成功立法的關鍵，澳門最低工資立法除要避免操之過急，亦應按部就班開展立法準備。

　　九成國家地區已訂

　　今年五月一日香港實行最低工資制度，法定最低時薪二十八港元，約為美國的一半，用意在於保障基層僱員的工資不會過低，保證基本生活品質，此舉在現今高通脹和高物價的社會環境具現實意義。然而，香港實行最低工資過程中，出現諸如“飯鐘錢”、“有薪假”、學徒保障、社企成本、行業指引、政府補貼外判商的範圍和標準等問題，有人因此要求暫緩執行、甚至全面否定最低工資制度，質疑立法成效。

　　工聯政策研究暨資訊部主任李振宇表示，自一八九四年新西蘭通過最低工資立法以來，最低工資的爭論不斷。美國在一九三八年也有了最低工資的法例，至今二十七個歐盟國家中，有二十個國家已確立法定最低工資，內地二○○三年開始實行最低工資標準。世界上超過九成的國家、地區已經制訂了近乎涵蓋全民的法定最低工資，所以最低工資絕非“洪水猛獸”。

　　政府協調減少動盪

　　香港實行最低工資一個多月來，勞工督察巡查約三千五百家公司，只有三十三名僱員懷疑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制度運作平穩。香港最低工資的爭拗是一個典型的政策磨合過程。二○○○年香港實施強積金時，資方紛紛表示加重負擔、增加成本，揚言不少公司倒閉。結果到了二○一○年三月，香港註冊公司數目不減反增，超過七十九萬家。最低工資亦是“新事物、新制度”，勞資雙方重新適應、磨合薪酬釐定，出現爭拗在所難免。

　　他認為，澳門需要關注和關心的，是在制訂最低工資制度前期，怎樣借鑒各國、各地的成熟經驗，包括香港的經驗，結合國際勞工公約、基本法、系列勞動法律法規（特別是關於工時和工資的規定）和本地實際情況，透過對話，減少矛盾和衝突，尋求社會最大共識。共同研究如何縮短政策磨合期，避免曠日持久的爭辯導致社會內耗，影響執法信心。過程中須避免政府部門出現“事不關己”的心態，調動部門積極性，根據各自職能為最低工資立法提供協調和配套措施，減少社會動盪。避免最低工資與其他社會福利津助申請的入息要求產生衝突，導致僱員喪失社會幫扶資格的尷尬情況出現，為可能出現的狀況制訂措施，以便及時妥善處理。

　　涉僱員立法須細緻

　　他指出，香港制訂《法定最低工資：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結合二十四小時熱線電話和“最低工資參考電腦”解答僱主和僱員的疑問，民間團體推出調解服務，解決勞資糾紛，以免勞資關係進一步對立……以社會合作消除各種敵視，值得澳門學習。香港的立法經驗證明，有關僱員的立法宜細不宜粗。因為最低工資立法就是“提貨單”，“提貨單”上不明確就提不了貨，例如“飯鐘錢”問題就導致各方爭論不休，因此澳門最低工資的條文必須清晰明確。

　　李振宇指出，最低工資立法屬政府的政治選擇，社會各界有責任防止和避免最低工資政治化（尤其是在選舉年），應將討論或爭議回歸嚴肅的科學論證。僱員權益中的工資、工時和集體談判權，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現時香港只談及其一，澳門理應先知先覺，全面謀劃，部署落實。環顧全球，歐美經濟發展較早的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完整，法治觀念比較牢固，勞方懂得維護自身權益，資方通常也不願、不會以身試法，所以這些國家不但最低工資的定位較高，僱員相對也得到足夠的保障。對於澳門居民而言，最低工資或是一個陌生概念，在立法過程中勢必產生各種思想火花的碰撞，因此，除了需要政府積極協調和從中斡旋外，各方，特別是勞資雙方需要以包容共濟、互諒互解的態度面對、溝通、處理、解決，令最低工資立法盡善盡美，在勞資之間取得平衡，達至勞資政“三贏”。只有充分發揮“國際勞工組織”強調的勞資政三方合作夥伴關係的作用，精心設計最低工資制度，構建和諧社會才不會成為空談或幻想。